经历了新冠疫情，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的健康与动物的健康的关系密切。全球范围内，对动物福利的关注也体现在政策、法规以及商业投资决策制定过程中。在食品、生物医药、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众多领域，动物福利已逐步成为政策分析和制定过程中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2023年Science杂志发表了题为《动物福利:改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方法（Animal welfare: Methods to improve policy and practice）》的文章[1]，文章列举了那些在制定政策时需考虑动物福利的领域；指出现有方法在权衡人类与动物福利（及不同物种之间的福利）时存在的局限性；介绍了具有发展潜力的新方法及推动这些方法发展的建议。文章呼吁人们在制定政策时能关注动物福利因素，并鼓励跨学科合作加速量化动物福利方法的发展。下面对该文章主要内容进行介绍。

一、 需考虑动物福利的政策领域

首先，某些健康和生物医药领域的政策在制定时需考虑动物福利。“同一个健康”[2-4]框架就旨在改善人类、动物及其共享环境的健康。例如，发生人畜共患病疫情时，政府机构必要时会通过捕杀涉疫动物以减少人畜共患病的传播。澳大利亚就曾通过捕杀蝙蝠以减少亨德拉病毒对人类的威胁[5]。此时就需要在人类面临疾病的风险和对动物的伤害之间找到平衡点，充分考虑捕杀的依据、范围、数量以及方法。与健康相关的另一重要领域是动物疾病模型的使用。开展动物实验之前进行“伤害-利益分析”（Harm-Benefit analysis）已成为共识，因此必须先衡量研究对动物福利的损害与其预期价值孰大孰小，再决定是否开展该研究。

除此之外，以下政策也涉及到动物福利：农业的可持续集约化旨在不增加投入或土地使用的情况下提高农业生产率，但多种集约化饲养方式对动物福利有负面影响；畜牧业造成的巨大碳排放量也是在制定抑制地球变暖政策时须考虑的因素；某些国家已推动阻止低福利动物产品进口的政策[6]，此时要回答“为提高动物福利而降低经济效率是否合适?”这一问题需要有量化动物福利的方法；新西兰的“无捕食者新西兰”(Predator Free，NZ)计划旨在消除该国所有非本地捕食者，由于其采用的某些野生动物控制方法严重损害动物福利而引起激烈争论。分析和制定以上政策时，均需要量化动物福利。故文章后半部分的重点集中在如何开发及改进量化动物福利并纳入政策分析的科学方法。

二、现有方法及其局限性

自1965年“五大自由”（Five Freedom）被提出以来，以下两个问题成为了动物福利科学探索的焦点：一是确定哪些因素会对动物福利产生负面影响，如将动物圈养在笼子或围栏里或限制它们从事某种自然行为；二是制定减轻这些负面影响的策略，如如何为圈养动物提供更丰富、可供选择的环境。在探索过程中，人们获得了大量关于动物的需求及如何改善它们福利的知识，这些知识也被用于评价动物福利。澳大利亚动物学家Mellor从营养、环境、健康、行为和心理状况五方面评估动物福利，被称为五域模型（Five Domain Model）[7]。实际应用中发展出的针对这5个方面的评分细则，在欧洲被广泛应用于农场动物福利的评价。生活质量框架（Quality of Life framework）[8]通过评价动物福利在从非常差到非常好范围内的哪个状态，评价动物是否过着值得的生活（A life worth living framework）。

但遗憾的是以上框架不能回答如何制定政策的问题。首先，它们无法衡量和比较不同影响因素对某个动物福利影响的大或小，即使针对同一物种也无法全面判断某一政策的好与坏。如在集约化禽类饲养场中，让鸡以正常速度生长（现代农业往往会加速鸡的生长速度）可以降低鸡龙骨突（禽类骨骼的特殊结构，为胸骨腹面正中的一条纵向脊状突起）骨折的发生率，但这会增加了鸡在密集禁闭环境中生活的时间。人们如何在让鸡遭受骨折的痛苦和在糟糕环境中生活的时间之间进行选择?再比如从笼养鸡到非笼饲养的转变（预计2030年，无笼饲养系统将成为北美和欧盟国家主流）[9]使得鸡可以自由行动，但不可避免的是伤害性啄食的发生率增加从而导致更高的死亡率。为了让鸡获得行动自由，死亡率低于多少是可接受的?以上问题均是在制定政策时需考虑。

其次，这些方法无法比较某项政策对不同物种（包括人类）福利影响好或坏的大小。例如为了增加养殖或野生动物的福利人类可能须付出一定代价（如经济代价），付出多少经济代价是能够承受是制定政策时纳入动物福利考量的主要障碍。因此亟需一种能在单一尺度上评估某项政策对人和动物(或不同物种之间)福利净影响的方法，这将使物种内或物种间福利比较成为可能，是福利评估方法面临的新挑战。

三、下一代方法的开发和发展

鉴于回答上述政策问题的重要性，研究人员在不断地尝试和开发新的方法。一类方法侧重于以人类为中心，如运用经济学方法调查和研究消费者在消费肉类或蛋类产品时愿意付出更高价格购买那些动物福利标准相对较高产品的意愿[10,11]；另一类方法试图给出不同物种的福利潜力（welfare potential）。福利潜力是指衡量某一物种生活好坏的程度，这种衡量可基于某种神经细胞的数量，或基于人类经验或科学研究发现的不同物种的某些能力(见图1)。有研究人员提出将前脑中的神经元计数与福利潜力联系起来[12]，从而得到每个物种的单一分数，用于进行物种间福利比较。还有研究人员提出通过汇总多种能反映动物福利潜力的指标以得出某种动物总体的福利潜力得分[13]，如考虑到物种之间的差异，包括认知能力和社会性程度等差异，猪可能比蟒蛇更能感受到痛苦[13]。尽管使用这些方法须谨慎并考虑到更广泛的道德、法律和政治因素，但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是有价值的。

图1  绘制动物福利的指标

该图列出47个潜在的动物福利指标，可针对这些指标进行评分、加权和汇总，从而评估某物种的福利潜力。根据已有证据（左图），不同的彩色表明某一物种有该指标所描述的能力的可能性大小。简单的方法是赋予每个指标一个二进制(是或否)评分，并对它们进行同等的权重：“是”分数越多的物种，在跨物种比较中就意味着有相对更大的福利潜力(右图)。但事实上我们需要更复杂的评分、加权和汇总方法。

注：图中的47个变量分别为:1-厌恶味觉行为，2-基于奖励的学习，3-焦虑样行为，4-恐惧样行为，5-灵活的自我保护行为，6–使用止痛药后的反应，7-父母样的关怀，8–筋疲力尽样行为，9–与疼痛相关联的学习，10-自我治疗，11-在相关情况下优先考虑疼痛反应，12–学习缓解痛苦，13-玩耍行为，14-母亲对后代遭受痛苦的反应，15–评价行为，16–疼痛对探索性行为的影响，17-痛觉过敏，18–惊慌样行为，19-抑郁样行为，20-社会困境, 21–转移行为（动物在冲突或战斗场合下，由于攻击与逃避两个相反的冲动不分高低的矛盾状态下而诱发的另一种摄食或筑巢的行为），22-孤独样行为，23-帮助行为，24-无聊样行为，25-情绪传染，26-痕迹反射与疼痛，27 -对学习的情绪反应，28-厌恶样行为，29-友谊样行为，30-感觉和情感分离，31-好奇样行为，32-快乐样行为，33-创伤后应激障碍样行为，34-救助行为，35-发声游戏，36-有死亡的概念，37-尴尬样行为，38-羡慕样行为，39-内疚样行为，40-嫉妒样行为，41-喜欢和渴望分离，42-表达爱的行为，43-哀悼样行为，44-骄傲样行为，45-悲伤样行为，46-羞耻样行为，47-同情样行为。

四、建议

最后，文章就如何促进这些方法的发展和应用提出四点建议。

1.促进跨学科研究：目前福利经济学家、经验主义哲学家和动物福利科学家都已着手研究定量估算不同物种福利的方法。但还需要更多领域的研究人员包括比较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人口生物学家等之间的深入合作。

2.优先考虑与福利相关的可测量指标：为了实现物种间的比较，我们需要掌握更具体的能代表动物福利潜力的指标。这些指标需要足够细致，但也要足够普遍，以适用于多种物种，从而可以做出全面的分析。比如止痛药能在多大程度上减轻动物对有害刺激的反应。

3.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重大分歧：在制定涉及不同人群福利的政策时常常要权衡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此时会假设实际中可能存在重大争议。以此为参考，将动物福利纳入政策决策分析工具时，也应考虑可能存在的分歧，如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对于人类和动物福利的相对重要性以及不同物种动物福利的相对重要性上就可能存在重大分歧。因此，研究人员需要开发透明度高的方法，使所有利益相关者能够认可基于此方法上制定的政策是可靠的。

4.呼吁政策分析时考虑动物福利因素：尽管动物福利很重要，公众也很关心，但长期以来在制定政策时它往往被忽视。但必须认识到今后它将很难被忽视，因为人类的很多行为都会对动物产生影响[14]，且更多人对待动物的态度已转为保护动物。因此作者在呼吁政策分析时考虑动物福利因素。

参考文献：

[1] Budolfson M, Fischer B, Scovronick N. Animal welfare: Methods to improve policy and practice[J]. Science, 2023, 381:32-34.

[2]王浩城,韩谦."One Health"--全健康[J].中国兽医杂志, 2022, 58(5):125-128.

[3]廖春晓，李立明.“同一健康”的发展与实践[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22, 43 (7)：987-995.

[4]高文静，廖春晓，李立明.“同一健康”联合行动计划（2022-2026年）简介[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23, 44 (4)：657-661.

[5] Linder A, Jamieson D. Blind spots in biodefense[J]. Science, 2023, 379：621.

[6] SYKES,KATIE. Sealing animal welfare into the GATT exceptions: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animal welfare in WTO disputes[J]. World Trade Review, 2014, 13(3):471-498.

[7] Mellor DJ, Reid CSW. Concepts of animal well-being and predicting the impact of procedures on experimental animals[J].1994:3-18.

[8] Council F. Farm animal welfare in Great Britai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2009.

[9] Bist R B , Yang X , Subedi S ,et al.Automatic detection of bumblefoot in cage-free hens using computer vision technologies[J].Poultry Science, 2024, 103(7).

[10] Lagerkvist C J .A meta-analysis of consumer willingness to pay for farm animal welfare [J].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1, 38(1):55-78.

[11] Bailey F, Lusk,Jayson L.Compassion, by the Pound[J].2011.

[12] M. Budolfson, D. Spears,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nimal Ethics, B. Fischer, Ed. (Routledge, 2019), pp.92–101.

[13] B. Fischer, The Welfare Range Table (2022); https://rethinkpriorities.org/publications/the-welfare-range-table.

[14] Fulton D C , Manfredo M J , Lipscomb J .Wildlife value orientations: A conceptual and measurement approach[J].Human Dimensions of Wildlife, 1996, 1(2):24 47.

原文链接：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410843